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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鸟朝凤电影(从小说到电影的跨界互文)

作者:李健

由肖江虹小说改编,吴天明执导的电影《百鸟朝凤》上映后,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。不过,值得注意的是,讨论话题主要集中于电影文本,而忽略了与原著小说的对比分析。如今,重新审视这两部作品,从文本上进行细致对比,可以有更冷静的观察,从中发现更多的意义。小说和电影《百鸟朝凤》一脉相承又相互独立,可以算是两个饶有意味的个体。研究二者的互文关系,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文化现实。

一、电影意在升华悲剧内涵

电影《百鸟朝凤》着重塑造了唢呐艺人焦三爷这个形象,他把唢呐当做“吹到骨头缝里”的精神信仰,不管时代如何变迁,都孤独而顽强地坚守唢呐这门匠活。为此,电影对小说人物进行了改造,将小说中游本盛的故事移植到焦三爷身上,打破原作人物的均衡态势,突出了焦三爷的形象,来升华其精神特质。例如,电影将卖牛添置唢呐行头的故事移植到焦三爷身上,临终恳求游天鸣“把游家班再撑起来,无双镇不能没有唢呐”。除此,还强化了焦三爷课徒严格的特点。他在教习唢呐时,严格中寓有慈爱;考察徒弟时,重在观察日常品行等生活细节。例如,在家常劳动中突出蓝玉、游天鸣的性格差异,暗示蓝玉虽然天赋高、领悟能力强、学艺进步快,但是性格轻率,缺少游天鸣的韧劲。这烘托出焦三爷选择“传声”接班人的慎重,也渲染了他们师徒二人用生命守护唢呐艺术的悲情。

更为重要的是,电影增加了焦三爷泣血吹奏《百鸟朝凤》的情节,强化了人物的人格魅力。金庄的窦老支书去世,游天鸣的游家班人手不足,焦三爷强忍咳嗽复出助阵,并代替生病的游天鸣为德高望重的窦老支书吹奏《百鸟朝凤》。直到吹至吐血,他依然要坚持完成这支“大哀至圣,敬送亡人”之曲。焦三爷不顾自己的性命也要完成这个崇高至圣的仪式,不仅是为了完成唢呐艺人的职责,更是为了表达旌善扬礼的教化功能,维护正统的礼义秩序。焦三爷的行为带着一种困兽犹斗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意味。这是对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的反抗,是对唢呐行将消亡的反抗。正是这种反抗,使焦三爷这个卑微的唢呐匠具有了悲剧英雄般高贵的精神气质,也使电影具有了一种壮美感。

无疑,焦三爷这个形象已经成为导演吴天明的化身。焦三爷对唢呐的执着,张扬了崇高的悲剧精神,隐喻着吴天明这样的电影人的艺术情怀。电影中,唢呐里的乡愁,暗含着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特征。这部电影深刻地烙上了吴天明的人格烙印,从乡愁恋歌提炼为一曲家国情怀的咏叹调。

二、小说重在浓缩底层命运

电影改编与小说原作并不能简单等同。一方面,小说和电影分别是抽象和具象的文艺形式,小说以语言文字为媒介,创造思想形象,而电影以画面和声音为媒介,创造视听形象;另一方面,电影改编也是再创作的过程,必然会打上电影主创的思想印记。

相较于电影突出焦三爷的形象,小说《百鸟朝凤》将更多的笔墨用在了父亲游本盛身上。肖江虹说,“我真正要写的,既不是德高望重的焦师傅,也不是一力传承的游天鸣,而是一辈子没能吹上唢呐的父亲游本盛”。小说中,游天鸣在父亲临终前四处劝说师兄弟重整唢呐班,无奈师兄弟们迫于生计都已进城打工,再也“捏拢”不起哪怕是最普通的“四台”唢呐了。

小说的后半部分,用很多笔墨表现了父亲游本盛在唢呐情中维系着的父子情。作者用调侃的笔调写哀情,尤其让人心酸动容。游天鸣终究没能重整游家班,父亲游本盛去世时,他的葬礼冷清得如同萧瑟的寒冬,没有唢呐的泣诉悠扬,只有刺骨的北风不停呼啸。在无双镇的价值体系中,原本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,唯送死可以当大事”,死法是活法的一种投射。但在现实的压力下,人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是:生存不易,活着何其艰难,又如何去维持死者的尊严?

作为“百鸟朝凤”曲子的唯一传人,游天鸣却没能给一生以唢呐为梦想的游本盛张罗起哪怕最普通的“四台”唢呐。作者在这里建构了一个反讽的寓言,游家班没落的结局,寓示着无双镇礼仪秩序的解体。但是,作者并没有去过多地苛责唢呐艺人们的选择,而是抱着更多的理解和宽容:在伦常的生老病死和生活的循序演进面前,没有什么是永恒的,如果从礼仪秩序中抽离出来,唢呐匠与木匠、石匠、流行乐队乐师一样,不过是日常职业之一种罢了。

小说重在讲述乡村在现代化席卷而来的浪潮中,淳朴乡风民俗日渐式微,唢呐艺人们面临着凄凉而茫然的生存状况。原作中没有焦三爷“舍命吹奏百鸟朝凤”的情节,而是游天鸣在葬礼上临场忘记了“百鸟朝凤”的曲子,让这个古老的职业以一种异常丑陋的形式完结掉了。就在游天鸣忘记“百鸟朝凤”曲子的时候,焦三爷已经向生活投降了,他折断了那支用来吹奏“百鸟朝凤”的老黄木杆唢呐,去给徒弟蓝玉的厂里看大门。小说表达了底层民间艺人的生存选择:和生死相比,一项技艺的失传是微不足道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小说中有个与电影迥异的细节,电影将唢呐与乐队的冲突置于乡村/城市、传统/现代化、中/西方的二元对立背景之下,强调了广义的文化冲突。而在小说中,冲击无双镇唢呐的不是电吉他和架子鼓,而是乡村里礼仪崩塌之后所重建的生活方式:城里的乐队并没有在无双镇风光太久,很快被新型的“十六台唢呐”所取代。而这十六个唢呐匠的宏大鼓噪,根本不是传统唢呐匠注重的匠心、传承,而是犹如群鸟出林,聒噪庸俗。小说所描述的悲凉不是技艺的失传,而是乡间伦理秩序的崩塌。

三、跨界互文的殊途同归

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,两个文本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,犹如生活的一体两面,揭示了现实的两重性。电影《百鸟朝凤》将唢呐提升到民族艺术传承发展的高度,进行了反思拷问。电影中,注入了吴天明鲜明的个人印记,讴歌民间艺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人伦天性的坚守,表现宏大的家国情怀。

而原著小说的悲剧性,更多地内化为生活场景的悲凉和乐师个体命运的悲情,表现了乡村艺人们在现实夹缝中的辗转腾挪、悲欢离合。所以说,《百鸟朝凤》的电影改编,不应简单论断是否忠于原著、是否颠覆原著,而是要更多地关注二者的互文关系。可以说,两个文本虽然侧重角度不同,营造了截然不同的艺术观感,但前后相对、遥相呼应。二者分别从家国层面的高线和个体命运的低线,来关注唢呐和民间技艺之价值。

电影与小说文本中的《百鸟朝凤》,就好比一个桥梁,连接传统文化“坚守传承”与“融入生活”之两端,为我们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借鉴与思考:既要宏观地着眼于延续中华文脉,又要努力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,融入百姓日常生活,使其变得具体可感、有血有肉,富有生命力。(李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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